《吕氏春秋》曾记载，孔子的一位学生南宫括（非周初的南宫括）曾对鲁穆公说：“君独不闻成王定都成周之事吗？”南宫括所指的“成周”，正是今日洛阳一带，也曾称作“新邑”或“洛邑”。但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却持不同看法，他认为，“所有学者皆称周朝灭了商纣，定都洛邑，但实情并非如此”。他指出，周成王在召公等人的协助下正规的股票配资，并没有在成周（洛邑）定都，而是将首都迁回了丰镐（今陕西西安一带，又叫“宗周”）。直到周平王东迁之后，周朝才正式定都洛阳。
然而，这其中的矛盾颇为复杂。史记中提到，周武王曾言：“洛地距离天帝之都不远，以后将定都于此。”既然周武王早已决定将洛地定为都城，为何史记却又称成王将都城迁回丰镐？《史记》否认了成王在成周定都的说法，但《吕氏春秋》明确指出成王的都城就设在成周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尚书》中有周公旦带领周王族在“新邑成周”进行活动的记载。那么，西周时期的成王，究竟是否曾定都成周？这一问题随着考古的进展，逐渐揭开了历史的面纱，发现了与《史记》记载相悖的证据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考古还揭示了周人为何最终选择洛阳作为新都，以及为何中原地区在古代曾被称为“中国”。
展开剩余73%周武王灭商后，并未立即感到安慰，因为丰镐地理位置偏西，难以有效控制东部广大地区，且无法威慑昔日的殷商贵族。因此，周武王夜不能寐，频频向南望向三涂，北望岳北，观察黄河流域的伊洛地区。最终，他认定夏朝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，地理条件十分优越，适合新都的建设。历史记载中提到，周武王在洛阳地区进行了新都的初步规划，“营周居于雒邑”，并最终决定定都于此。
周公辅佐政务后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。《逸周书》中记载了详细的周都建设工程：“堀方千七百二丈，郛方七七里，以为天下之大凑。”到了成王五年，即公元前1039年，成周的建设完毕，成王特地派召公等人前来进行祭祀等活动。那么，成王是否真的在此之后迁都到成周呢？
上世纪60年代，在陕西宝鸡市宝鸡县（今陈仓区），一名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器，是一位名为“何”的西周贵族所制作的祭器，因此被称为“何尊”。这件器物内底铸有铭文，12行、122个字。铭文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，甚至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。铭文的核心内容表明，周成王在当时确实迁都成周。铭文开头便写道：“唯王初迁宅于成周”，这直接推翻了《史记》中的记载，并指出周成王确实定都于成周。此外，铭文还提到周人追忆周武王当年所说的话：“余其宅兹中国，自之乂民。”其中“宅兹中国”被认为是“中国”这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。
周武王选择洛地建都，除了地理、军事、政治等方面的原因，还有重要的历史因素。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周武王定都洛地是因为洛地距离“天帝之都”不远，且与“有夏之居”密切相关。而让人惊讶的是，考古学家发现，洛地一带确实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。仰韶文化大约出现在7000至5000年前，其扩展区域极广，东至豫东、南至鄂西、西至甘青、北到河套，但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位于河南三门峡，距洛阳不到百公里。而郑州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，距今约有5300年，堪称“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”，被学者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。这里不仅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，而且当时也是周围各大部落的中心。
除了这些考古发现，二里头遗址、洛阳偃师商城、郑州商城等古代都邑遗址的规模与规格，也充分证明了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在早期文明中的重要性。可以说，洛阳在周朝之前的4000年里，一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，堪称“天子之国”。这一地区的古代政治势力，基于天文和地理知识，通常会认为自己居于“天下之中”，因此称自己为“中央之国”，即今天所称的“中国”。这一历史传统，最终流传到了商末周初，周武王因此选择洛阳作为新都，并将这片曾经被称为“天子之国”的土地命名为“中国”。
中华文明讲究的是传承，而非血统。这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，中华文明的许多思想和文化，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实践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。正如周朝定都洛邑，以及“中华”一词的由来，这一切都并非偶然，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必然延续。这也是西方文明所无法比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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